当前位置:www.316.net > 人文 > 王辉斌:论初唐四杰的

王辉斌:论初唐四杰的

文章作者:人文 上传时间:2019-06-14

  公元608年,李唐代杨隋之后,在初唐100年左右的时间里,乐府诗作为一种与音乐关密切的诗歌品类,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繁荣,这与作为皇帝的李世民、武则天乃是颇具关联的。据《全唐诗》卷一可知,李世民现存诗69首,其中属于乐府诗者,有《唐功成庆善乐舞辞》、《饮马长城窟行》2首[1];而《全唐诗》则收录了武则天诗 46首,其中属于乐府诗者为5题38首,即:《唐大享拜洛乐章十四首》、《唐明堂乐章十一首》、《唐享昊天乐十二首》、《唐武氏享先庙乐章》、《如意娘》[1]。武则天的这38首乐府诗,使之成为了初唐创作乐府诗最多的一位诗人。这一实况表明,李世民与武则天之于具有音乐特点的于乐府诗,乃是相当喜爱与雅好的。而二人的这种喜爱与雅好,对于当时诗人们之于乐府诗的创作,显然是起到了应有的表率作用的。正因此,初唐诗人介入乐府诗创作者,乃有数十位之多,其中创作最活跃、成果最丰硕的诗人,则非“初唐四杰”莫属。有鉴于此,本文特对“四杰”的乐府诗作一综合论述。

  综勘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与“四杰”之诗文集可知,“四杰”是初唐时期创作乐府诗最多的一个诗人群体。对于“四杰”的排名,在唐代即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,如张鷟《朝野佥载》卷六载为“王杨卢骆”[2],而杜甫于《戏为六绝句》其二则作“杨王卢骆”[3],二者明显不同。但究竟是“王”在“杨”前,抑或“杨”在“王”前,后人对此亦多争论。若从诗人齿序的角度言,其排名则应于为:骆宾王(公元619—684年后)、卢照邻(公元630—686年后)、王勃(公元649—684年)、杨炯(公元650—693年后)[4]。对于“四杰”的乐府诗,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骆丞集》、《卢昇之集》、《王子安集》、《盈川集》均有所载,共计45首。其依序具体为:

  1.骆宾王3首:《王昭君》、《棹歌行》、《行军军中行路难》。其中,《行军军中行路难》这一诗题,虽为作者在“行路难”前加了“行军军中”四字,但其却仍属一首《行路难》乐府旧题,对此,明人颜文选于此诗题下的“《行路难》,古曲名。”之注(具体参见《四库全书》第1065册,第436页),即可准确获知,而事实上,后人于乐府旧题前或“行”、“引”、“歌”等前(或后)加上“×××”仍为乐府诗者,乃比比皆是,如杨维桢《铁崖古乐府》卷六所收之《奉歌行美理答麻氏也》、《医师行赠袁练师》等,即皆可为例(另详下)。

  2.卢照邻25首:《结客少年场行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明月引》、《怀仙引》、《刘生》、《陇头水》、《巫山高》、《芳树》、《雨雪曲》、《昭君怨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关山月》、《上之回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战城南》、《中和乐九章》(9首)。其中,《怀仙引》虽然不属于乐府旧题,但却是一首乐府诗,且为一首新乐府辞。对此,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一《体凡》之所载,即可证之:诗题凡“有曰引者,曰曲者,曰谣者,曰谣者,曰辞者,曰篇者”者,即为新乐府。依此而论,则卢照邻《怀仙引》为一首新乐府,乃无可怀疑。而据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七《琴曲歌辞序》注引梁武帝《纂要》又可知,《怀仙引》这一诗题,应是模仿古琴曲名之制题所致,其云:“古琴曲名有清角,黄帝之琴也。……而其曲有畅、有操、有引、有弄。”[5]是为明证。

  3.王勃8首:《秋夜长》、《采莲曲》(一作《采莲归》)、《临高台》、《江南弄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铜雀妓》(二首)、《杂曲》。

  4.杨炯9首:《从军行》、《刘生》、《骢马》、《出塞》、《有所思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战城南》。

  这45首乐府诗的存在(另有2首待计入,具体详下),是乐府诗在初唐前期深受“四杰”所喜爱的一种历史显证。乐府诗(这里所指主要为乐府旧题)之于初唐而言,虽然主要是对前朝乐府文学的一种继承,但其无疑是助推了乐府诗在这一时期之兴盛与繁荣的,因之,“四杰”的这些乐府诗,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,因为这些乐府诗的存在,所反映的是“四杰”之于“音乐文学”的接受程度。但“四杰”的这些乐府诗,校之以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,却又出现了如下几种值得注意的情况:

  其一,《乐府诗集》未收王勃《秋夜长》。这一实况的存在,表明郭茂倩在编撰《乐府诗集》时,对于唐人的乐府诗并非是全部收录的。

  其二,杨炯的9首乐府诗均为《乐府诗集》所未收。杨炯是武则天政权的反叛者,郭茂倩编撰《乐府集》未录其乐府诗者,实应为其正统思想所使然的结果,对此,其将《郊庙歌辞》排在十二类歌辞之首的举措,又可为之佐证。

  其三,卢照邻除《怀仙引》外,另有《雨雪曲》与《中和乐九章》亦为《乐府诗集》所未收。《中和乐》之乐府曲名,据《汉书》卷八十六《何武传》所载,知为汉宣帝时所制雅乐,王褒曾以之作《中和诗》一篇,而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六收录唐德宗《唐中和乐舞辞》一诗者,又可为之佐证。而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卢昇之集》卷三于《中和乐九章》题前所标示之“乐府”二字,则更是一种显证[6]。

  其四,骆宾王《行军军中行路难》一诗,《乐府诗集》卷七十一作《从军中行路难二首》,且该书卷三十三另有《从军行》一首。就诗题所标示之内容言,“从军中”与“行军军中”乃完全相同,此则表明,《文苑英华》卷二○○作《行路难》者当误。又,《文苑英华》于第二首有注云:“同心常伯军中作。”可见,这是一首和人之作,其所“和”者,即“心常伯军中作”之《行路难》,但作“心常伯”者,则当误。按陈熙晋《骆临海集笺注》卷四有《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》一诗,可知“心常伯”乃为辛常伯之误。此诗为《乐府诗集》卷七十一《从军中行路难二首》其二,而《从军中行路难二首》其一,即《骆临海集笺注》卷四《从军中行路难》一诗。仅就此而言,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骆丞集》与陈熙晋《骆临海集笺注》是颇具区别的。

  以上之所述表明,“四杰”现所存见的乐府诗,实际上为47首。这一数量虽然尚不及李白旧题乐府的一半[7],但其在李唐开国后之数十年内出现,所反映的则是一种颇值注意的文学史现象,即当时诗人们之于乐府诗(主要指旧题乐府)的创作,乃是与对新兴的近体诗之创作相向而行的,有的则甚至是合而为之。而此,也是导致乐府诗与近体诗在李唐一代相当繁荣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据一部《乐府诗集》可知,初唐时期的乐府诗人,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,即一为“宫廷型”,一为“社会型”。所谓“宫廷型”诗人,主要是指专门对朝廷各种雅乐的制辞者,如魏徵、褚亮、武则天等(具体参见《乐府诗集》卷四至卷十之《郊庙歌辞》),其辞旨则皆以“颂”为主,如上举武则天《唐大享拜洛乐章十四首》、《唐明堂乐章十一首》、《唐享昊天乐十二首》、《唐武氏享先庙乐章》诸诗,即为其例。而“社会型”诗人,是指其乐府诗专以各种社会现象与现实生活为题,诸如咏史喻今、指斥时政、从军出塞、仕宦失意、诗酒宴乐、男女恋情,等等,因之,这类诗人的乐府诗,其题材既宽广,认识亦较深刻。而“四杰”理所当然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诗人的。虽然,其中的卢照邻曾创作了《中和乐九章》,但其更多的则是为展现边塞风光、抒写仕宦失意等之作,所以,卢照邻不是如褚亮、武则天那样专为朝廷雅乐制曲的一位乐府诗人。

  在卢照邻另外的16首乐府诗中,其题材内容是相当丰富的,如《行路难》写作者仕途上的坎坷,《明月引》抒游子思妇之忧愁,《上之回》对唐军胜利之战的颂扬,《芳树》之自伤年华日衰等,即皆可为例。而且,这些乐府诗由于皆属对汉魏旧题的拟作,故其“本题”、“本事”、“本义”等,基本上与之相契合。如属于《鼓吹曲辞》的《上之回》,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十六引沈建《广题》云:“汉曲皆美当时之事。”[8]从古辞《上之回》之“月支臣,匈奴服。今从百官急驱驰,千秋万岁乐无极”诸句可知,沈建乐府广题》“汉曲皆美当时之事”的“事”,实乃“战事”之谓,而卢照邻《上之回》之所“美”者,则恰为唐军胜利之战事,,由是而观,可知二者的“本事”、“本义”,乃是甚为相同者的。其它如《行路难》、《明月引》等,在“本事”与“本义”方面,亦大抵如此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,以《结客少年场行》为代表的一组边塞诗。这是一组极具“军旅”特点的乐府诗。这组乐府诗除了《结客少年场行》外,另有《刘生》、《陇头水》、《巫山高》、《雨雪曲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关山月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战城南》,共整10首。以整10首乐府诗的篇幅描写边塞生活,这在初唐乐府诗中乃属绝无仅有。仅此,即可见出卢照邻乐府诗之与众不同。而这些乐府诗又似可表明,在卢照邻一生的行迹之中,曾有过一次从军出塞的“军旅”经历。但据两《唐书·卢照邻传》、傅璇琮《卢照邻杨炯年谱、张志烈《初唐四杰年谱》可知,综卢照邻一生,其确属是不曾有过边塞之行的,如此,则《结客少年场行》等之所写,乃皆为“虚拟边塞诗”者,即可论断。所谓“虚拟边塞诗”,是指诗人虽不曾到过边塞,但却据有关资料的记载与传闻所创作的边塞诗,而以乐府旧题为之者,即为“虚拟边塞乐府诗”,如王维《王右丞集》中的《燕支行》、《陇头吟》,陆游《剑南诗稿》中的《关山月》等,即皆为此类诗之属[9]。着眼于渊源的角度以论,虞世南为唐代此类乐府诗的开先河者[10],卢照邻则继而为之,且是后来者居上。

  卢照邻不曾从军出塞而创作了整10首“边塞乐府诗”的实况,其实是其欲建功立业、报效李唐的功名思想的一种具体反映。而此,即为卢照邻这一组“边塞乐府诗”的意旨所在。而事实上,卢照邻的这种欲建功立业的思想,在另外的“三杰”之中,也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的,如杨炯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,即为其例。这是杨炯著名的《从军行》中的两句诗。其全文为:

  烽火照西京,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,铁骑绕龙城。雪暗凋旗画,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[11]。

  这首《从军行》,笔力雄健,气势轩昂,且以极简练之笔墨,述写出了人物的价值认识与精神境界,是“四杰”又一首著名的“虚拟边塞乐府诗”。这是因为,据傅璇琮《卢照邻杨炯年谱》、张志烈《初唐四杰年谱》可知,杨炯与卢照邻一样,也是不曾有过边塞之行的。除此诗外,《盈川集》中的《刘生》、《骢马》、《出塞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战城南》5首诗,亦皆属以乐府旧题而为的“虚拟边塞诗”,正因此,其从方法到形式乃至意旨,几乎与卢照邻《结客少年场行》等诗完全相同。

  “四杰”乐府诗意旨的另一个方面,是如王勃集中的《深夜长》、《临高台》、《梅花落》等之所述所涉,即重在对人物的情感描写。王勃的这类乐府诗,以极尽对忧愁的抒发描写为能事,如《深夜长》即可其之代表。此诗在形式上以三、五、七言交错而成,并以“月明”、“露白”、“南雁”、“时菊”、“鸳鸯”诸意象互为组合,最大程度地将“为君秋夜擣衣裳”之思妇的心里活动,进行了细致刻画,而可与曹丕《燕歌行》并读。《采莲曲》也是写一位思妇在“又值徘徊江上月”之际,对“远在寒山千里外”的“征客”的思念。而《临高台》则是写一位女子对“君”的思念,所以,诗乃以“君看旧日高台处,柏梁铜雀生黄尘”作结,真切地反映出女子对“旧日”之思的一片愁绪。王勃的8首乐府诗,其意旨大抵如此。同此者,另有杨炯的《有所思》、《梅花落》(一作《落花落》,误)、《折杨柳》等诗。据《乐府诗集》可知,《有所思》属“鼓吹曲辞”,《梅花落》、《折杨柳》属“横吹曲辞”,即二者皆为“军乐”之属。正因此,杨炯的这3首诗之所写,乃皆为征人妇在家对“征夫”的思念。思念的环境虽然有别,思念的对象也不尽相同,但思念之情之义则是相同的,而此,即为“四杰”这类乐府诗的意旨所在。

  据杜佑《通典·职官典》、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等之所载,李唐建国伊始,一切乃“承隋制”,因而各种典章制度,基本上与隋朝无异。在这种“国策”的指导下,时人之于乐府诗的创作,除了朝廷的雅乐歌辞外,也就几乎都是对旧题乐府的一种仿制。正因此,在上述“四杰”的近50首乐府诗中,除卢照邻《怀仙引》外,其余即全部为乐府旧题。虽然如此,但“四杰”的这近50首乐府诗,则又向时人与后人透露出了诸多对其“新变”的信息,而这些新变信息的存在,所反映的即是“四杰”对于初唐乐府诗所作出的应有貢献,有的则较为重要,且影响甚大。要而言之,“四杰”乐府诗所表现之新变,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:

  首先是拓展了乐府题“虚拟边塞诗”的疆域。一般而言,唐代的边塞诗,主要可分别为三种类型,即“亲历边塞诗”、“送别边塞诗”、“虚拟边塞诗”。所谓“亲历边塞诗”,是指作者以其赴边出塞之所见所闻而创作的边塞诗,如高适、岑参的一系列边塞诗,即属此类;而“送别边塞诗”,则是谓作者不赴边而所送对象赴边,因而诗中涉及了诸多有关从军边塞的典故与语词,如孟浩然《送陈七从军》、王维《送张判官赴河西》等。“虚拟边塞诗”则如上述之所言,主要指的是作者不曾赴边而所创作的边塞诗,若以乐府旧题而为者,即为“虚拟边塞乐府诗”。唐人最早创作这类边塞诗或者说乐府诗者,据一部《乐府诗集》可知,虞世南乃肇其始,但虞世南之所为者,仅有《从军行》、《拟饮马长城窟》、《出塞》、《结客少年场行》4题,而“四杰”则将其扩大了近20题之多,即除《从军行》、《出塞》、《结客少年场行》外,“四杰”还新增加了《刘生》、《骢马》、《有所思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战城南》、《陇头水》、《芳树》、《雨雪曲》、《昭君怨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关山月》、《上之回》、《紫骝马》等题,从而使得其所虚拟的“边塞乐府诗”,在题材内容的表现方面更为宽广,其“本题”、“本事”也更为丰富多彩。换而言之,在初唐以乐府旧题大力创作“虚拟边塞诗”者,“四杰”既是第一个诗人群体,也是唯一的一个诗人群体。

  其次是对乐府旧题的改制与对乐府新题的创制。先看对乐府旧题的改制。唐代的所谓乐府旧题,又称乐府古题,主要是指问世于汉魏时期的一些乐府诗题,而以之创作的乐府诗则称为“古乐府”,或者旧题乐府,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、《君马黄》等,即皆属此类。从诗歌制题的角度审视,这类乐府诗题一般称之为正格,而于正格的基础上予以改制者,则称之为变格[12]。变格之于诗人而言,所体现的是其创造力表现在制题上的一种具体反映。“四杰”之于乐府旧题所变之“格”,主要有上所列举之骆宾王《行军军中行路难》。《行军军中行路难》虽然一作《从军中行路难》,但从制题的角度以论,二者其实是没有区别的,即其都属于《行路难》之变格所致。也就是说,无论在《行路难》前加上“行军军中”或者“从军中”,其所结构而成的乐府诗题,乃均为变格,而不能称之为正格。虽然如此,但其却仍属于乐府诗题《行路难》的范畴,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之所以将其予以收录者,原因亦即在于此。正是因为《行军军中行路难》属于变格的乐府诗题,故其篇幅乃数倍于古题《行路难》,对此,我们只要将《乐府诗集》卷七十一所收录的骆宾王此诗,较之同书卷七十所收鲍照、卢照邻、高适、李白、李颀等人的《行路难》,情况即甚为清楚。篇幅的扩大,使得容量更多,内容更丰富,也就自不待言,而此,即为变格的优长之所在。“四杰”之乐府诗类此者,另有王勃《采莲归》等[13]。再看对乐府新题的创制。《怀仙引》之所以为乐府诗题,其关健就在于一个“引”字。如上引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一《体凡》之所言,诗题后凡“有曰引者,曰曲者,曰谣者,曰谣者,曰辞者,曰篇者”等,即为新乐府之属,藉此而论,则《怀仙引》就自然是一首新题乐府了,而且应是唐代的第一首新题乐府[14]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九十至卷一○○,共收录了两大类新乐府诗,其一为白居易《新乐府五十首》之类的新乐府,一为所涉甚广的“乐府杂题”,前者以关注社会现实、民间疾苦为主,具有很强的现实性;后者则以男女恋情、离愁别恨、感叹人生苦短等为主,因而极具抒情色彩。就《怀仙引》之意旨言,其理所当然地属于一首以“怀仙”(“游仙”)为主题的新乐府。

  再次是对诗体形式的革新。乐府诗自诞生之日始,虽然与音乐密切相关,但却并不讲究声律、四声平仄等基本要素,所以,唐以前的各种各类的乐府诗,如郊庙歌辞、燕射歌辞等,其无论是五言、七言,抑或长短句等,均属以古体而为。其中原因,是因为兴起于刘宋时期的“永明体”,于斯时尚不曾演变为具有严格格律学特点的近体诗。但这种局面到了“四杰”生活的初唐时期之际,情况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如五言律诗之被确立便为其一,因之,也就出现了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、骆宾王《在狱咏蝉》、杜审言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等五律佳构。而正因此,“四杰”的乐府诗即有很多是以近体而为的,如卢照邻的《刘生》、《陇头水》、《巫山高》、《芳树》、《雨雪曲》、《昭君怨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关山月》、《上之回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战城南》,杨炯的《从军行》、《刘生》、《骢马》、《出塞》、《有所思》、《梅花落》、《折杨柳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战城南》,王勃的《铜雀妓二首》等,即皆属其例。近体诗的最大特点是讲究平仄对仗,注重声律技巧,从而使得本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诗更具音乐美。不独如此,以近体进行乐府诗的创作,还打破了古体一统乐府诗天下的格局,从而得乐府诗在形式方面更为丰富多彩,也更具有时代的特征。

  上述三个方面之新变,不仅是“四杰”文学主张表现在乐府诗创作方面的一种具体反映,而且对盛行于当时的“江左遗风”、“梁陈旧习”的弱化,以及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“绮错婉媚”诗风的抨击,等等,都将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。更何况,“四杰”的这些乐府诗在题材内容方面,乃是以着力表现“边塞”为最大特点的(在“四杰”的47首乐府诗中,有28首为“边塞乐府诗”,占其总数的一半以上)。因之,形式上的新变与内容上的互为交融,即使得“四杰”的这些乐府诗更具个性与风采!

  立足于乐府诗发展史的角度言,唐代乐府诗的繁荣昌盛期并不在初唐,但“四杰”对于乐府诗的上述之新变,为迎接这种繁荣昌盛局面的到来,作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,则是可以肯定的。因之,其之于后世诗人创作乐府诗的影响,也就自然是不可小觑的。“四杰”乐府诗对于后世的影响,既是多方面的,也是互为关联的,比如,以近体创作乐府诗者,即为其一。就初、盛唐的乐府诗以论,“四杰”后以近体创作乐府诗之最多者,乃非王维莫属。据粗略统计,王维现存乐府诗103首,其中近体诗69首,且五绝、七绝、五律各体均有,王维的这一近体乐府诗之量,在数以百计的初唐、盛唐诗人中,乃是无可与之相比的[15]。这一实况表明,以讲究四声平仄的近体从事乐府诗的创作,至王维时期已形成了一座艺术的高峰。这不仅是乐府诗的骄傲,而且也为近体诗添加了一份荣光。而生活在“四杰”与王维之间的初、盛唐诗人,如宋之问、崔颢、王昌龄、崔国辅、高适等,亦都曾以近体创作过数量不等的乐府诗,并均取得了不菲的成就。如王昌龄集中的《朝来曲》、《胡茄曲》、从军行七首》、《出塞二首》、《塞下曲五首》、《浣沙女》、《采莲曲二首》、《青楼曲二》、《长信秋词五首》[16]、《春怨》等,即皆属以近体而为的乐府诗。而崔国辅集中的《从军行》、《怨词二首》(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二作《怨诗》)、《子夜冬歌》、《中流曲》、《襄阳曲二首》、《丽人曲》、《长信草》(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三作《婕妤怨)等,亦皆如是。正是在这些诗人们的努力下,才使得乐府诗“近体化”的趋势,于盛唐成为了一种文学史事实。

  “四杰”对乐府旧题的改制与对乐府新题的创制,于初、盛唐的乐府诗亦产生了较大影响。以对乐府旧题的改制为例,即有李峤《拟古东飞伯劳西飞燕》(本题为《东飞伯劳歌》)、崔颢《古游侠呈军中诸将(本题为《游侠篇》)、崔国辅《少年行》(本题为《长安少年行》)、孟浩然《大堤行寄万七》(本题为《大堤行》)、王昌龄《变行路难》(本题为《行路难》)、杜甫《丽人行》(本题为《丽人曲》)等。存在于初、盛唐乐府诗中的这些诗题(变格),即是这一时期诗人们对乐府旧题(正格)进行变革的最有力见证。而对于乐府新题的创制,在“四杰”现所存见的乐府诗中,尽管目前所知者只有上述卢照邻《怀仙引》一例,但这一例的问世,所表明的则是唐代新乐府乃肇始于“四杰”时期。而正是因了这一例的问世,才引发了初、盛诗人们对新乐府题创制的兴趣,所以自此之后,新乐府题便日愈一日地兴盛于初、盛唐之际。对此,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所收11卷(卷九十至卷一○○)新乐府辞的实况,又可为之佐证。

  文学史家们大都认为,近体诗中的五言律诗之所以在初唐得以成熟与确立,主要是得力于“四杰”与宋之问等人的不断艺术实践。而着眼于发展的眼光审视,“四杰”之于乐府诗所取得的成就,则是完全可以与其之于近体诗的成就比美的。虽然,在李唐乐府诗发展的历史长河里,“四杰”的乐府诗只是其源头阶段的一个起步点,但其之于时人与后人所产生的影响,之于乐府诗在盛、中唐时期的繁荣与昌盛,都是作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的。而“四杰”乐府诗的文学史意义,也正在于此。

  [1]本文对所涉初唐诗人乐府诗的认定,除特殊情况外,一律以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所收之乐府诗题为准。所谓特殊情况,一般有二:一是指诗人自制的乐府题,如武则天《如意娘》(此诗之为乐府诗,具体参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于此诗题下之注);一是指诗人据《乐府诗集》之乐府题进行改制者,如骆宾王《行军军中行路难》,明人颜文选于此诗题下有注云:“《行路难》,古曲名。”(具体参见《四库全书》第1065册,第436页)。

  [2]具体参见中华书局1980年版《卢照邻集》之《附录·遗事》,第103页。

  [4]以上所列“四杰”的生卒年,骆宾王之生年据骆祥发《骆宾王生年考辨》一文(载《唐代文学论丛》1982年2期,第282—295页),卒年据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《中国文学辞典·古代卷》(第257页);王勃生卒年据何林天《重订新校王子安集·前言·关于王勃的生卒年问题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,第1—4页);卢照邻、杨炯生卒年,则皆据傅璇琮《卢照邻杨炯简谱》(中华书局1980年版《卢照邻集杨炯集》附,第195—233页),特此说明。

  [5]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七,中华书局1979年版,第821—822页。

  [6]中华书局1980年点校本《卢照邻集》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《卢照邻集编年笺注》,均未将《中和乐九章》作乐府诗者,乃误。

  [7]李白的乐府诗,据中华书局1977年版王琦笺注本《李太白全集》可知,仅乐府旧题即有即有149首之多。

  [9]关于王维集中的“虚拟边塞诗”,可具体参见拙著《王维新考论》第五章第四节,黄山书社2008年版,第257—270页;而陆游集中的此类乐府诗,则可参见拙著《宋金元诗通论》第第三章第二节,黄山书社2011年版,第104—112页。

  [10]《全唐诗》卷三十六著录虞世南《从军行二首》、《拟饮马长城窟》、《出塞》、《结客少年场行》4题5诗,皆为“虚拟边塞乐府诗”之属。

  [11]杨炯《从军行》,《盈川集》卷二,《四库全书》本(第1065册)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,第203页。

  [12]关天唐诗制题的正格与变格,可具体参见拙著《唐代文学探论》 之《别具匠心:得失寸心见精神—论唐诗的制题艺术》一文,黄山书社2009年版,第16—19页。

  [13]《乐府诗集》卷五十所收录之王勃《采莲归》,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王子安集》卷二、《全唐诗·王勃集》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王子安集》卷二,皆作《采莲曲》,当是因《采莲曲》为古乐府题而使然(如智匠《古今乐录》即载有《采莲曲》),但《乐府诗集》成书于北宋初期,其收录王勃是诗作《采莲归》而不作《采莲曲》者,表明此诗题在北宋初期或其前是并非为《采莲曲》的。所以,此诗之题当以《采莲归》为是。而《采莲归》者,则显然是由本题古《采莲曲》变化而来的。

  [14]武则天《武媚娘》亦为一首新乐府,具体参见《全唐诗》卷五于此诗题下之注。

  [15]关于王维现所存见的乐府诗的数量,以及其以近体所创作之乐府诗,具体参见拙著《王维新考论》第五章第一节,黄山书社2008年版,第第219—231页。

  [16]《全唐诗·王昌龄集》之《长信秋词五首》,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三作《长信怨》,当以《乐府诗集》为是。

转载请注明来源:王辉斌:论初唐四杰的